但也有人因此与辛弃疾成为朋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另一位整天嚷着要北伐的大文豪陈亮——开篇时和辛弃疾一起饮酒起舞的那位。

陈亮的曾祖父在保卫汴京时牺牲，所以他虽生于南方，却一直对金国抱有彻骨的仇恨。2由于意见与朝议不合，他长期没有考中进士走入仕途，即使年纪比辛弃疾还小三岁，但对时间的焦虑却更强烈。在篇头那次拜访辛弃疾后他做有一首词，感慨“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3，意思是曾经还念着宋朝旧恩的老百姓都死得差不多了，现在活着的都是金国养育的子民，他们怎么会替大宋再去报仇雪恨呢？

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劝孝宗皇帝要“早为之图”4，而岁月迁延，到这时也没有动作，以后只怕就更难有机会。此时的辛弃疾49岁，陈亮46岁，他们都感到有生之年北伐的机会已非常渺茫。

陈亮一无官职护身，二则议论又很非主流，多次被投入狱中，五年后就撒手人寰。辛弃疾虽然后来又多次出山做官，活得也更久，但同样不能摆脱非主流的标签。5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辛、陈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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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孝宗皇帝给出结论：不要。¹

想想也很好理解：一个是被高宗视为志大才疏的张浚2，一个是被他赐死的岳飞3，如果让这俩人侍奉陵寝，高宗在地下岂能安眠？

这个决定既体现了孝宗对太上皇的“孝”，同时也向天下昭示他自己已无心再议北伐，让大家不用多虑。4

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江西，两位立志恢复故土的在野书生极为失落，中宵饮酒起舞，互吐心绪。一人昂扬慷慨，高言“男儿到死心如铁”，另一人则感慨年龄老迈，用一曲歌词将这次会面记录下来。

写词的那位，名唤辛弃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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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把自己的学问称作“易简工夫”，因为追求内心平静不需要借助外界的工具，非常简单。找到自己的本心是第一位的，而读圣贤书是第二位的。甚至于即使“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2。

朱、陆二人都讲求“正心诚意”3，但他们追求的实际内容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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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一直活到81岁才去世。在他的灵柩前，61岁的孝宗足足待了13天，才返回自己的宫殿。他把朝政全部交给太子，每日穿白色孝服，满心都是对太上的哀思。尽管回宫后第二天就是自己的生日，他却一点没有开心的样子。3

持续了26年的双中心统治结构突然瓦解，无形的影响迅速波及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在临安西南千里之外有一座外形酷似大象的偏僻山岭，一位名叫陆九渊的退隐官员刚刚在这建好新的别墅。4他似乎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写了一篇与主流思想严重背离的大作，要替王安石平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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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是南宋少见的勤政之君。当时全国有15个路、近200个府州，每路各有长官、监司数人，加上各府州的长官合计近300人。为了记住这些官员，孝宗特意命人在宫里做了一块金漆大屏风，在上面画了张全国地图，把各地官员的名字用签条贴在屏风上，方便随时阅看。¹朱、唐的名字当然都在其中。

除了地方官的分布，孝宗也关心他们的籍贯，不允许出现在自己老家做官这样容易假公济私的情形。为防止大臣们暗箱操作，他明确要求在提交地方官人选的时候要标明这些人的籍贯。2在他做皇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喜欢亲力亲为，甚至不愿任命宰相。3

然而下令标明籍贯的时候，孝宗已经五十五岁。他之前任用的官员全都遵循主上意旨，积极筹谋北伐，却一点没有成果，反而弊窦丛生。他有点累了，开始想把朝政交给一个持平、稳重、放心的人去处理，不愿再生事端。4

最后被他选中的官员名叫王淮，大孝宗一岁，是唐仲友的老乡兼亲戚。5王淮的作风和孝宗截然不同，是“以春迟冬湿之气，而当风行雷厉之威”6——他为人沉稳内敛，喜怒不形于色，而孝宗却是个锐意进取、严厉果决的人，两人一快一慢、一动一静，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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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权臣递相篡位，宋代对各级官员都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系。朝廷里有监察宰相的独立言官体系，地方上则有纵横两套监察行政长官的制度：一方面给每个府州的长官都配备名为“通判”的副手，重要事务长官决策后必须经通判联署才能生效，通判对长官做法不满可以独立向上级举报2；另一方面还设有跨州府的监司，包括提刑司、提举常平司，在负责各自主管事务的同时也有权巡查检举各府州的不法行为。

朱熹虽然本职工作是赈济灾民，但弹劾不法也是他的份内事，而且某种程度上后者更符合他的个性与追求。他认为当时宋金对峙，正值乱世，需用重典3，而朝廷却长期失于宽纵，这才导致天下事难以收拾4。对嫉“恶”如仇的他来说，积极弹劾不法现象、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正是遵循天理、摒除人欲的典型表现。

只不过，他到底能不能准确判断什么才是“恶”，颇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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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候异常紧密相连的是水旱灾荒。宋孝宗登基的前20年里，仅以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论，发生大规模旱灾的有10年，发生大规模水灾的有9年，发生大规模饥荒的有11年。2

为了救灾，推行社仓法颇有成效的朱熹被孝宗召见，并委以“浙东提举”3的重任，让他主管浙东一路的各项赈灾举措。这时一场几乎遍布江浙全域的超级饥荒已经持续了两年，并毫无终结的迹象，居住在绍兴的陆游写诗给朱熹，恳求他早点来救救百姓，因为现在“市聚萧条极，村墟冻馁稠”4，惨得不能再惨了。

虽然手握圣旨，但崇奉“天理/人欲”之别的朱熹在官场里非常不受待见，受到各种排挤攻击，赈灾成效有限。到淳熙九年（1182）七月，他的忍耐似乎到了极点，心中的“天理”要求他必须替天行道、执行天诛，因为眼前出现了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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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想要人识别利、害，同时却反对人趋利避害；他想要人认识自己身上的本能欲望，又要人去违背本能压抑这些欲望。这看似矛盾，却并没有错。人和动物的一大差别，就是人有时候能做出一些超越短期功利的选择，能够为了某种精神追求而去牺牲掉物质欲望。

难题在于，这种非功利性的选择是不可预测的。哪家会诞生一个挑战自己阶级的马克斯，哪座修道院会出一个全心服务穷人的特蕾莎修女，这些都没法预判，而且数量有限，何况这类非功利性的选择也并不见得全会导向正面的结果。然而朱熹却无视此点，希望让所有人都做到这样，他甚至直接建立了一整套“天理”，想把自己感悟的标准强行灌输给所有人。¹

为了说服大家接受这个“天理”，朱熹提倡人们多去“格物致知”，因为日常事物之中就天然地蕴藏着各种“理”。

“格物”看上去似乎是一种科学，它强调反复的推理和归纳，强调要充分认识万事万物2，不能留有瑕疵与死角：“须是推来推去，要见尽十分，方是格物”3、“须是内外本末，隐显精粗，一一周遍”4。甚至在方法论上，朱熹的做法也和现代科学颇为类似，他强调在格物的过程中要先明确一个大的理论框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细节优化。5

然而朱熹“格物”与现代科学之间有个本质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核心方法是“实验”，人们提出假设，然后做实验，根据实验结果印证或修改假设。但朱熹的“天理”却不容许实验和修改，“天理”是早就确定，无法更改的。

这种格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认识客观世界，而是为朱熹自己的伦理学建立绝对权威的地位。6格物的大端，是“仁、孝、慈、敬、信”，这都是在教人做事的伦理学。7而关于事实的科学在该体系中只是个侍从的婢女。

考虑到每个人的伦理立场不仅取决于教条，也取决于各自生活中的不同经验，如果格物致知最后追求的是某种唯一性的伦理标准（“天理”），那它就很难在持不同立场者中间得到一致的拥护。碰到这种情况，朱熹的“圣学第一义”——“敬”就大显神威：我的道理是天理，你怎么能不敬畏呢？你不敬畏，那你就是恶徒，就是小人。

当理论发展到这一步，就无所谓真理、不可能务实，真正在争的只是话语权。

一千六百年前的孔子，并没有独占话语权的野心，他希望所有人尽量遵守周公设定的礼制，可身段是柔软的8；一百年前的王安石想要话语权，他也没有直接强要，而是想用政治改革的收益吸引皇帝放权；此刻的朱熹则强硬得多，他直接把自家的学说奉为“天理”，糅合出“三纲五常“9，要求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无条件地敬畏遵循。

这并不是因为朱熹比以前的所有读书人都更狂妄，而是因为他身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心化的时代。不论是诸侯纷争、藩镇割据、还是南北撕裂，这些能和中心化权威对抗的传统势力在南宋全都消解殆尽，帝国范围内只剩下朝廷这个唯一的中心。

强势的中心化帝国会孕育并最终选择中心化的思想，形成一套排他性的唯一真理观，从而把话语权彻底收归那个权力的中心。尽管朱熹此时尚处于权力的边缘，但他已经能够预见到自己学说的未来——

他要走向那个权力的中心，因为掌握话语权的人将掌握一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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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社仓法。

事情起源于乾道四年（1168）。朱熹的老家崇安县那年春夏之交遭遇饥荒，府里派船专门运来赈济粮。等到秋冬丰收之际，百姓感恩戴德，想把粮食还给官府。但官府却认为，丰收与否并无定数，倒不如把多出来的粮食留在乡里，以备万一灾荒时之用，只要把数量登记了上报就行。

南方气候温暖潮湿，并不适合粮食长久储藏。万一今年又是丰收，那去年存下的粮食就毫无用处，只能白白腐烂。为了盘活这个资源，朱熹就会同其他乡绅一起提出改进方法：在乡间设立“社仓”，不仅储存粮食，而且同时为需要粮食的百姓提供借贷。

地处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县土地褊狭，百姓家中的仓库通常也比较小，存放的粮食往往吃不到一年就会告罄，届时就不得不去富家大户那里借粮。由于借粮是普遍的刚需，实行社仓法的话就能够让粮食快速流通起来，这样上一年积攒的粮食在今年丰收前夕基本可以出净，而这些借出去的粮食和它们的利息随着今年的丰收之后又可以重新入库，储藏过程中的浪费就可以极大避免。2而且这样做还能带来额外的巨额利息，朱熹建仓用了官府提供的600石本钱，十四年之后不仅还清本钱，还稳赚3100石粮食的利息。3

朱熹借粮的利率是20%，和他激烈反对的王安石一样4。他的这个做法就是王安石早年在鄞县做官时“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5的复刻，和王氏的招牌政策“青苗法”精神基本一致。连朱熹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青苗法“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

既然大家的施政精神那么一致，那朱熹还批评王安石，说他“败国殄民”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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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愈写《论佛骨表》，通篇没有骂皇帝，只敢暗戳戳地举了信奉佛教而亡国的前朝皇帝，来表达抑佛建议；明代海瑞写《直言天下第一疏》，为了指陈皇帝的为政缺失，前面大费周章铺垫了六百多字，把嘉靖皇帝先狂夸一通。

但南宋大儒朱熹¹不搞这一套，他当着皇帝的面读自己的奏章，上来第二句就直接开呛：

“（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因循荏苒，日失岁亡，了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下慰人望。不审陛下亦尝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说耶？……虚度岁月，以至于今，非独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乱；非独不可以谋人，而实不足以自守。非独天下之人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为恨也。”2

和“夕贬潮州路八千”的韩愈不同，更没像海瑞那样被投入天牢，朱熹说完这些话后安然退场，无祸无灾。而那个为政不堪、被他谆谆教诲要好好反思的皇帝，实际上还大他3岁，而且被后世视为南宋一朝最英明的君主。3

被朱熹痛加批评的远不止当朝的孝宗皇帝一人。北宋篇的三位主角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在朱熹笔下都遭受过严厉的鞭挞。

比如他骂王安石：

“（王安石）不能知‘道’, 故其学不纯, 而设心造事遂入于邪, 又自以为是，而大为穿凿以附会之, 此其所以重得罪于圣人之门也。”4

“其政事欲与尧舜三代争衡, 然所用者尽是小人, 聚天下轻薄无赖小人作一处, 以致遗祸至今。”5

即使这么痛恨王安石心术不正，他对司马光也一样看不上：

“温公当路，却亦如荆公，不通商量……温公忠直, 而于事不甚通晓……温公论役法疏略, 悉为章子厚（即章惇）所驳……温公之说, 前后自不相照应……（却将章惇）一向罢逐, 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太峻急。”6

你以为他反感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偏激，就会对宽容务实的苏轼有多好的评价吗？他对二苏兄弟的厌恶甚至还超过前两人。

他不仅批评两人的能力：

“两苏既自无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鹘突无是处。……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子由古史论，前后大概多相背驰。”7

同时还中伤两人的品格，说两人“律身已不若荆公之严，其为术，要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 8，苏辙甚至被描述为让权相蔡京都害怕的阴险之人。9

朱熹对前人攻击火力如此凶猛，显然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很清楚自己脾气急躁，深以为苦。10但如果抛掉这层情感用事的外衣，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上述王、马、苏的批评，确实都切中了这三派学说的致命罩门。

王安石独行天道，但他的“道”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最后沦为单纯的敛财和奖惩，朱熹认为这是因为王安石强调“利”而忽视“义”的结果。但对于见义忘利的司马光，朱熹又认为完全不讲求事功，最后一事无成或者老做无用功，也是懒政、怠政，并非什么好事。而对喜欢保持怀疑和异议、终于选择放下的苏轼兄弟，朱熹则认为这样的人不够有操守，太容易变，无法让人信赖。

对这三种人的批评，既可视作对北宋帝国覆灭原因的总结，也能从中明显看出朱熹的理论野心——他要提出一种新的天道，这种天道要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要在坚持义的同时包容利，要足够坚固强大，要经久不变，要足以弭除所有的怀疑，足以建立绝对真理的地位。

然而即使朱熹的理论再怎么厉害，他一辈子的绝大多数时间仍只是一个在野的读书人，并不掌握什么政治权力。真正掌权的皇帝和宰臣对于帝国意识形态的建设有另一套逻辑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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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两党的出身截然相反：旧党基本是北方人，新党则绝大多数来自南方。1

把新党的大员赶出朝廷容易，要把南方人全赶出朝廷则难得多。南北之争在旧党主持的朝局中，依然在持续上演。

治理黄河这件事最能说明问题。

神宗初年坚持引河东流之后，没过几年黄河再次大决口，继续恢复北流。神宗后期忙于和西夏作战，顾不上大兴河工。2等旧党上台之后，先是废除新法，同时又与西夏交好，逐步腾出手来，准备再一次治治黄河。3

这次的朝议不像神宗初年那样一边倒地主张东流，而是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北流派和东流派。原本弱小的北流派因为引河东流的尝试一次次失败，声量日增月长。到元祐三年（1088年）六月，核心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分裂。4地位最高的老宰相文彦博、吕公著、左相吕大防、枢密院长官安焘都主张引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尚书左、右丞王存、胡宗愈都主张由河北流。5

反对北流的逻辑主要有三条：堵塞运河、淹没良田、拱手让出黄河天险。当时负责财政的苏辙认为这三条都非常荒谬。河北地区的运河经由这几十年的黄河频繁改道早就堵塞了，就算引河东流，运河也不会自动通畅。至于淹没良田，黄河北流已近十年6，虽然淹没了河北的良田，可却空出了原本东流故道附近的土地供人耕种，只能算利害参半。而认为黄河北流的趋势不改，日后会流入辽国境内，把黄河天险让给辽人，便于对方进攻中原，更是无稽之谈。辽国的地势高于北宋，水往低处流，怎会逆势流入辽境？7

苏辙预言黄河终将北流，他的观点现在看来非常有力，但朝堂上争论了近一年，最后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还是决定引河东流。花了三年时间，又一次把黄河导归东流。8

在这场争议中，官员们的立场和他们的南北方出身准确对应。

主张东流的文彦博、吕大防、安焘都是北方人，力主北流的范纯仁、王存、胡宗愈、苏辙，都是南方人。9

当时北方和南方的风气很不一样。《宋史·地理志》提到北方民俗，用的都是“重礼义”、“质厚少文”、“刚悍朴直”之类的词10，说这里的百姓很守规矩、老实、直率，不玩虚头八脑的花招 。而讲到南方，用的词则是“性柔慧”、“性轻扬”、“尤好争讼”、“尚奢靡”、“多不合礼”11，说那里的老百姓性格张扬，爱耍小聪明、搞事情，纵欲无节制。

这是很典型的农耕本位视角。北方地区是黄河、淮河冲击出来的大片平原，宜于农耕，社会的理想人格就是本分老实地种田、自给自足、遵守传统礼教、服从长幼尊卑之序。这里传统上是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当地的价值观也长期是中原帝国的主流价值观。

与北方的“大一统”不同，南方的农耕条件是碎片化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面积远不如华北平原，其他如浙江、福建、两广等地，更是遍布山地丘陵。因为土地被自然分割得较碎，因而很多时候，通商贸易便比自给自足来得更高效实惠。

加上南方气候较暖，一年能种两轮稻谷，单位面积能养活更多人口。12地少人多，地里容不下的人就成为社会上的自由劳动力，这也使得非农经济的从业人数快速增长。而不种地的工作大多是服务业，需要比较多地和人、钱打交道，那当然就得设法掌握市场消息，要灵活机变，要动脑筋。

东南每年仅水路就要向首都运送稻米600万石，相当于全国一年田租的四分之一。如果计算非粮产出，南方各路一年上供的钱物占到全国总额的85%13，可谓朝廷的衣食父母。看过《王安石》篇的读者想必还记得，北宋最大的铜矿也在南方，在广东韶州。

然而这些掌握财政命脉的省份，却长期以来未能拥有与之相称的政治地位。

根据统计，北宋前期的宰相中，北方占绝对优势；到宋仁宗庆历新政之后，南、北基本对半开；直到王安石变法之后，南方才开始占据优势。14

王安石以理财为“道义”15，实际上是在推广南方人的思维方式，推广符合南方人观念的利益分配模式。而司马光讲求“义”而反对“利”，实际上是要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北方模式一如既往的领导。16

以司马光为旗帜的旧党17执政之后，朝廷中的北人又开始扳回局面。基于南北冲突的底层逻辑，很容易预料，旧党主政后要维护北方模式，决策层中的南方人将会被一一清除出局。元祐四年春夏，就在朝廷定策东流的前几个月，范纯仁、胡宗愈、王存皆被罢官外放。18

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南升北降的大趋势不会因为这些小小的搓跌而改变。仅仅过了四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原本被罢黜的新法派官员便陆续回任，南方人重新成为政坛的主导力量，直至宋亡。

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之中，内部发展不均衡、区域理念互相冲撞，是很正常的。比较近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最终通过几十万人流血牺牲的代价才得到一个暂时的化解。宋朝经由不流血的变法就完成了政治理念的更革和政治版图的重塑，应该承认，成本是比较低的。

只不过，在这个更革重塑的过程中，仍然大有可以优化的空间。无论司马光还有王安石，尽管都还惦记着要实事求是，可根子上都想强行用一套政策来抹平不均衡，因而做了许多粗糙、过头的事情。19这是新旧党争中最值得引为教训的地方。

以免役法为例，这本是司马光自己的主张。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他就提出了改差役为募役、免除农民衙前重役的主张。道理很简单，帮官家做事需要头脑灵活，而农民比较老实，让他们多服役，就是让他们多吃亏。20

可是司马光虽然主张募役，却不主张像王安石那样收取免役钱。他想要募役的好处，却一文钱也不想出。到他主持朝政的时候，甚至提议如果老百姓怕麻烦不想承担差役，可以自己花钱去募人代役。21

实际上，在商业发达的南方，花钱自己找人代役的情况早已相当普遍。22这也是南方很轻易就接受王安石新法的原因。原本自己出钱还要到处找人，现在只管交钱就行，其他全不用管，直接交给公家，省心省力。而对官府来说，采用新法之后雇来的差役没有农活等其他顾虑，能够更专心地工作，效率明显提升，整体的服役人数较以前使用差役法时少了三分之一23，有效利用了自由劳动力，对农业劳动力的骚扰则少了很多，可谓公私两便。

但在北方，商业贸易远不如南方发达，非农人口数量又比南方少得多，和花钱雇役相比，老百姓还是偏好自己亲自去服劳役。24北方百姓并不是真的喜欢亲自服役。对于本就不擅长算术的当地人而言，衙前重役是件辛苦事，可再辛苦也比到市场上去搞钱、找人来得容易。25在这里募役法不仅做不到公私两便，反而让双方都受害。

王安石和司马光未必意识不到问题，只不过实事求是要比一条道走到黑难多了。当先王之道已经被提前当作神主牌供在那里的时候，承认自己的路线有偏差、需要根据事实调整，那就等于杀自己的威风、抹消自己执政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退一万步说，假使王安石和司马光达成一致，抛下成见愿意具体切实地分析问题，他们也会发现有些问题根本没法通过分析来解决。

就比如前面讲的黄河导流。对于南方人来说，黄河只是一个名词，治河方案选成本低、可行性高的那个就好了，任由大河顺着地势北流明摆着是优先选择。然而对北方人而言，黄河是中原大地的母亲河，黄河如果背离已经流淌了千年的东流故道，那对整个中原的秩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26，也会大大增加朝局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才会坚持东流方案。27

根本上的利益与文化差异，使得治河决策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利用极端化的口号标签化攻击持异议的同僚，这很容易；而兼顾各方的利益和观念则困难得多。可在儒家政治学中，这又是必须做到的事情，因为领导者得替天下万民的利益服务。28

如此，就必须得有一套能够协调不同利益族群的机制。相关各方需要就评估各自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机制达成基本共识，在这个共识基础上制定和调整再分配的具体方案。

难就难在这个共识上。

现代社会处理这类问题的基本共识叫作“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也就是把政策产生的社会效用量化评估出一个结果，然后根据效用高低来做取舍。这种做法当然有它的限度，比如类似社会最大福利、幸福感之类的指标很难确切量化，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深入讨论的基础。

可惜的是，在司马光的时代，北方人普遍都很讨厌量化计算，这无法成为他们的选项。尽管司马光意识到王安石的教训，试图调和新旧，避免一言堂，可文化上的先天差异使得这一努力成果有限，因为旧党“自己人”就不买账。29

最后司马光选择的统治方式，还是和王安石一样，仰赖奖惩之术。他虽不愿意用利益引诱人们，在原则上反对追逐利益，可使用的治国之术仍不出奖惩的范围。他终身奉行的治国方略是六个字：“官人、信赏、必罚”30，意思是选对的人做官、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

治国有很多种措施，而历史先后选择了治术雷同的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很难说是巧合。奖善罚恶的逻辑很容易分清敌我，虽然不免误伤，但具有很强的动员力。当社会缺少能够把大伙儿聚拢起来的共识的时候，拉拢一批人去攻击另一批人，“打倒你、我来干”，就成了保护自己利益和理念的有效方式。然而即使打着的是最正大光明的“道义”的旗号，最终却会走向反智31、会撕裂社会、会伤害整个社会的更大利益。

王安石去世后不到半年，司马光也积劳病逝。他生前坚持罢黜的新法，在八年后陆续遭到恢复。他本人被剥夺赠谥32，御赐的“忠清粹德”石碑也遭推倒。33

十三年过后，大宋朝引河东流的努力再次失败，黄河又一次北流。34

看到自己预言成真的苏辙，此时已经被贬出朝廷、赶去遥远的广东。人到暮年，他或许偶尔还会想起二十多年前，大河上一次北流时自己写的诗：“黄河东注竭昆仑，巨野横流入州县。民事萧条委浊流，扁舟出入随奔电。”35

黄河倾尽了昆仑之水向东奔涌，在河北巨野郡的地界泛滥横流。老百姓生计萧条，衣食饱暖全由这滚滚浊流说了算，偶有舟船在激流中出没，稍纵即逝，危险万状。

危险的不止是黄河，还有义利殊途、无法形成共识的大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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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司马光回朝，已经是十五年之后。

这位67岁的老人上年末终于完成了巨著《资治通鉴》1，历史没让他久等，很快就给了他实践自己理念的机会。

司马光的理念，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反对追逐利益。他给老朋友兼政敌王安石写信，引用孟子的话，说执政之道，“仁义而巳矣，何必曰利？”2道义是不该和利益沾边的，一旦沾上就会变味。3

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做法，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论语》里面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的行为是道义驱动的，而小人则被利益所驱动。孟子更进一步，为了道义甚至可以舍生取义，牺牲一点利益更是不在话下。

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长期被用来抵制国家权力的扩张。比如在连年征伐匈奴的汉武帝时代，朝廷想了很多方法聚敛财富，在他驾崩后不久，反对盐、铁等项国家垄断的人们就抨击朝廷“与民争利”，认为王者应当施行仁政，不应该想着法儿搞钱。4

王安石变法之后，反对派用的最顺手的依然是这件武器，而且给这把利剑又加上了人身攻击的锯齿。

孔子在讲君子、小人做事动机不同的时候，虽然也不是全无褒贬，但他更多是在陈述春秋时期分封制国家的实际状况。那时所说的“君子”都是世袭贵族，先天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而“小人”则指普通百姓，他们负责供养那些社会顶端的君子。5

可到了宋代，当司马光重新提起这个话茬时，他的意思已经完全变了。“君子”被当作“好人”的代名词，而“小人”则指代“坏人”。主张变法的“新党”追逐的是利益，他们理所当然地都是小人、坏人；而主张恢复旧法的“旧党”则崇尚道义，无疑是君子、好人。6

这样标签化的人身攻击一旦开始，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困难就会直线上升：如果有人指出好人也会犯错，或者辩称坏人也做过好事，那他最后大概率也会被视为坏人。真正的大奸大恶或许会被赶走，可那些基于事实做出独立判断的人，也一样会被赶走。朝廷上最后只会留下不分青红皂白的好人。

而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还可能是好人吗？

司马光并没有解决这个核心悖论，就开始挥舞“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这件新武器。他很快就碰上了硬骨头：王安石的“免役法”。

因为神宗皇帝38岁就早早驾崩，当时的朝廷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边上坐着十岁的哲宗小皇帝。高太后厌恶变法，站在司马光这边，把他拜为执政。7在他推动下，半年多时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保甲、保马等法就被一一下诏废除。只剩下免役法，等待最后的决断。

在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哲宗的新年号刚刚用上没多久，司马光就迫切地递交了一份政策建议，列举了免役法的五大弊端，要求改回原本的差役法。8然而这份充满漏洞的建议很快引来激烈批评。

出招最狠的是新党大佬章惇。章惇这时担任枢密院的长官，和司马光一样位列执政。他精于算术，之前做过财政首长“三司使”，熟悉变法的具体事务。在他看来，司马光的建议自相矛盾，而且明显违背事实。9

比如司马光在这份建议里声称免役法每年收钱，让以前只要几年服一次劳役的大户受苦，可在另一份建议里却说免役法让大户享受便利，真正受苦的是中下户。10司马光认为朝廷推行免役法之后雇佣“四方浮浪之人”，出问题了无从追究，可章惇却尖锐指出，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紧要的劳役岗位用的都是有家业、有担保的人。在章惇看来，司马光没搞清楚情况就在信口开河，甚至是选择性忽视了对他不利的实际情况。11

要求一个年近七旬、居家著书十余年的老人，能洞明新法在各地执行层面的利弊，说实话挺难的。司马光为人诚恳老实，被章惇指出错谬的时候他甚至有点难受12，可其他旧党并不这么玻璃心。趁着章惇在太后面前据理力争触怒天颜，弹劾的奏章如雪片般呈上，当月便将他罢免外放。

亲眼目睹自己推动的新法逐一被废，王安石在同年四月郁郁而终。司马光对这位亦敌亦友的老同事颇为宽待，主张“优加厚礼”，最终给王安石追赠太傅，享受宰臣级别的礼遇。13

之所以这么做，司马光的理由很简单，他不想变法期间的“浮薄”风气继续下去。或许多少有点受章惇事件的影响，他意识到如果朝廷给出明显的信号要批评王安石，那一定会有很多人冒出来响应附和，不惜出卖旧日恩主来换取新朝的宠眷。而这种为了利益随意改变原则的做法是他最反对的。14

司马光试图调和新旧两派的分歧，让朝廷能够兼容而不专断，但他的努力成效有限。

王安石扩张国家权力的主张和司马光反对扩张的“义利之辨”，在理念上本就不太相容。更重要的是，理念分歧的背后，藏着更深刻、更难改变的社会变化——

中国经济文化版图上近千年的最大变化：南升北降。

详情下回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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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出生的那个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口，完全改变了东流近1000年的故道，转向北流。沿途州郡，数百万亩良田淹没。1

河决二十年后，神宗终于长大登基。熙宁元年（1068年）十一月，他一边在向王安石求教学问，另一边则把给自己天天讲解《资治通鉴》讲了一年多2的司马光特派出去巡视黄河，以确定治河的最终方略。

必须把黄河导回故道——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后来坚定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极为罕见地达成了一致。

神宗很信任司马光。

这位比王安石年长两岁的臣子，是让神宗之父英宗得以顺利承继大统的关键人物。3没有司马光，神宗不可能成为皇帝。

即位之后，神宗就提拔司马光做了草拟大政文书的翰林学士。4从这再往上，就是官场金字塔顶尖的宰执大臣了。

其实司马光不太愿意做这个学士，还是更愿干他的老本行“知谏院”。谏院是北宋中期朝廷的核心部门，在仁宗年间搬进了三省里门下省的办公地，把原本的朝政中枢门下省赶去了相对偏僻的地方。5作为谏院的长官，虽然品级低于翰林学士，但实际地位颇高，在这个位置上司马光可以基于自身的道德立场去批评所有朝政问题；而如果当翰林学士，有时就得违背内心的愿望去替皇帝草拟诏命，哪怕那个旨意自己并不认可。

尽管司马光坚决推辞，神宗并没有容许他继续保留这种道德洁癖6，希望他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要写诏书，还得治黄河。

黄河是一条“地上悬河”，河水的含沙量最高可以达到60%7，大量泥沙不断淤积，把河床越抬越高，堤岸也越筑越高，远高于周边的平地。河水冲破畸高的东流故道，转向北流往地势更低的平原，本是理所当然，但朝廷一直想把它引回老路。要让水往高处流，难度可想而知。

和之前几千年“堵不如疏”的治水理念相反，宋人最常用的办法是堵截。疏浚河道、清理淤泥、开挖新河道分流等老办法虽仍在用，却不再是首选项。宋人在积极建设堤防的同时，甚至想要截断大河，使之逆势而流。

宋人的底气来自技术进步。

当河流决口时，水势凶猛，一两个沙袋填进去根本于事无补。不过宋代出现了大规模的“龙门埽（sào）”，这种长数十米的大型装置，里面填塞了大量土石，再用竹索等捆扎起来，可以一口气直接压入洪水之中，对于堵塞决口、截断水流，都很有用。8

基于这样的技术，宋代人开始实践“束水攻沙”的理论设想。他们认为，黄河泥沙淤积的原因，是因为水流太缓，如果在河岸两侧建设一些突出部，就能起到缩窄河道的效果，如此一来，同样大小的水流就必须更快才能流过，泥沙就不容易淤积。9

但这般技术，用于一时一地尚可，要想顾全整段黄河，就有些力不从心。经过一系列强行扭转河道的努力，黄河不仅没能恢复故道，反而变得非常尴尬：原本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局面消失不见，滔滔河水在河北骤然分叉，分为东、北两股，岔开各自流淌。10

由于水流分散、流速降低，大河分流势必造成河床加速淤高，必须尽快处置，让二股重新归一。只不过，到底是坚持屡战屡败的旧方针，堵塞北流、继续引河东流，还是顺遂水性、由其北流，急待朝廷决断。

出巡一个多月后，司马光回到京城，向神宗报告自己的结论：坚持东流。又过了四个月，王安石官拜副相，他也支持东流。方针就这么定了下来。

王安石坚持东流的逻辑，看过上篇的读者应该能够体会。坚信人能胜天的王安石，不太会做屈从于自然的决定。但凡有点可能，他就想逆天改命。

可是，王安石的大对头司马光为什么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呢？

因为东流是黄河的故态，而司马光一辈子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想让社会恢复故态。

他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里，有一百多条冠以“臣光曰”的个人见解。其中开篇第一条，讲的就是先王礼制不被后人遵守。他认为皇帝最大的职责是要维护住固有的礼制，不要去改变。11他甚至当面和神宗说得很夸张，说如果上古先王的制度得到坚持，那上古的那些朝代就能绵延千秋万世，直至今日。12

那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去改变现状呢？比如有很大利益诱惑的时候。

为了利益而改变立场，这是司马光最看不起的事情。所以当邻国将领背叛母邦、携部众来投靠时，他坚决反对接纳；13宋神宗要给他升官，他也不愿意；14王安石要变法搞钱，他自然更看不上。

虽然和王安石同样主张导河归东，但司马光的具体建议主张徐图缓进，分两三年逐步堵塞北流；而王安石则期待毕全功于一役，当年就要成果。

王安石开始变法的头一年，黄河北流正式堵塞，司马光也同步得到皇帝奖谕。不过他在这个积极追求事功的朝廷里越来越不合群，第二年就离开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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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带来的那么多问题当中，钱荒本身是最容易解释的。

天下的经济生产总量短期内不会有大变化，所需的流通货币量因此也比较稳定，但青苗钱、免役钱等新增项目都是在原有税收基础上额外加征的项目，国家把这些钱收上去之后存在那里，多到花不掉。据统计，神宗在位十八年，积攒下来留给后任的铜钱超过7100万贯。1这个数可能相当于原先全国流通货币总量的一半，已经高于民间市场上实际流通的货币量。2

原来有钱消费的老百姓，现在囊中羞涩，消费自然减少，商业贸易也就不会景气。经济规模降下去之后，流通货币的总量会进一步减少，连带国库正常的税收也会下降。3

因为民间经济活力下降，朝廷收上来的钱没地方用，只能拿来和外国贸易。神宗熙宁七年（1074），朝廷开放和外国的铜钱贸易4，容许历来严格管制的铜钱自由进出国境。由于铜本身是贵金属，铜币的价值得到各国公认，而北宋又需要外国的各种商品，结果就是铜钱大量外流。这种贸易逆差不仅如长鲸吸水汲取了朝廷的货币，也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通货的枯竭。

简而言之，朝廷收上来的钱是多了，但并未有效地用于反哺经济。

从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比如今年钱收得多了，那第二年可以少收一点；外贸逆差多了，边境关口的管制可以加严一点。

但是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我们找不到类似的技术微调，只见这些新法都顺着既定路线义无反顾地向前狂奔，快马加鞭，不停加速，绝不回头。

整个朝廷失去了自我纠错的机制，这才是变法的核心困境。

王安石并非一开始就独断专行，在变法之初，他颇有自我纠错的风度。比如苏辙跟他说青苗法有种种弊端，他觉得颇有道理，就有一个多月都没提此事。5

只不过人的理性自有其限度，并不能完全洞烛万事万物。自我实现的需求往往压倒理性的思考。后来又有人拿出一套说辞，列举青苗法的种种好处，王安石便又心回意转。6毕竟有所变更才符合先王之政，而维持现状并不符合。

前面讲过《洪范传》里的王安石，很反对从众。大众的反对越激烈，往往会加强他“真理总在少数人手中”的信念。7而既然自己掌握了真理，那当然就不用顾忌悠悠众口，甚至于必须独行天道。不仅“人言不足恤”，就是祖宗法度、天降灾祸，也全都无需敬畏。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足以说明，我们虽然似乎逐渐在靠近真理，但没有任何人能掌握绝对真理。王安石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随着变法越来越深入，反对意见越来越多，他必须选择，要么放弃自我实现，选择从众、妥协，要么就得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很明显选择了后者，而当他把自己放在绝对真理的位置上，就很难再纠错了。

为了巩固这种权威，在变法之初，王安石就着手把自己的学说立为官方学说，要求全天下的学校传授自家学说，并要求科举考试以自己的学说作为取士标准。这样一来，所有反对派都别想进入官僚队伍，要听到不同意见就更难了。8

国家当然需要意识形态，但这个意识形态最好不要是某一个人的学说，最好能拥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赢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以一家之言，违逆天下之意，那就很难持续。

王安石的新意识形态受到广泛抵制，而他偏偏自信甚笃，不愿妥协9，于是就不得不仰赖于奖惩之术。

支持变法的官员常常得到越级提拔。比如王的副手吕惠卿、曾布，和政敌苏东坡本是同年进士（嘉祐二年，1057）10，变法后短短几年，前两人就升到正三品的翰林学士，11后来还各自晋升到宰执级别的高位12。而同时期的东坡则被赶去杭州担任通判，只是杭州长官的一个副手。后来因为诗歌里对变法有所不满，他还几乎被判死罪。13

司马光说王安石“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14，指的就是这种现象。不按既定的规则来提拔，大多数人当然不满意。

任用提拔的明显倾向性，使那些带有投机心理的官员主动迎合王安石的意愿，帮他推行新法，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奖励。他们推行新法并非基于理念认同，只是追求利益。这批人一旦得到重用，他们在执政中就会比普通官员更肆无忌惮地追求利益、鱼肉百姓。

就说吕惠卿，他后来因为向民间大户借了4000多贯钱买地、又利用公务员帮忙收租，被弹劾并赶出朝廷。15当他得势时，不仅对百姓下手，对王安石以及曾布也都下过黑手。被这样亲密的战友背叛，王安石久久不能释怀。16

选用官员上的这些问题，并未参与变法、但却熟悉哥哥秉性的王安国旁观者清。他直言批评兄长“知人不明，聚敛太急”。17

其实王安石自己也知道，新法的推行者如果急功近利，变法就不会成功。18但提拔了一大批急功近利者的恰恰是他自己。

造成上述悖论的，是奖惩这种手段的天然局限性。

20世纪前、中叶，现代心理学的一大主流思想19曾认为可以用奖惩解释所有人类行为。后来大家发现不行，很多事情说不通。比如人对某项事业无条件的喜爱、人们内心的道德感，这都很难用奖惩来解释。司马迁忍受屈辱地写《史记》、居里夫人日以继夜地提炼镭，他们并不是为了拿到什么外在奖励，而是钟意于事业本身。身边的朋友付出时间和精力帮助我们，他们也不觉得这是惩罚，而把这看作人与人交往的意义所在。

这种内在的动力很难从奖惩中诞生出来。王安石可以用奖惩让官员们支持新法，但并不能让他们从内心里认同新法。

而且滥用奖惩还有一个更大的坏处：这是一条难以回头的单行道。

奖励得多，或者惩罚得多，人都会麻木。如果纯用奖励来鼓励人做事，那未来需要不断升级奖励，因为人会把已得的奖励视作理所应当。如果纯用惩罚来约束人的行为，那人们最后会选择不做事、磨洋工，并不会高效率地工作。

诸子百家中，最喜欢用奖惩的是法家。商鞅立木取信，用五十金鼓励人搬木头，又用割鼻之刑惩罚违法的太傅，就是在运用奖惩手段治国。韩非讲的更明白，如果大臣无法用奖惩手段来激励，那就还不如赶走他们。20

但后世之君都认识到，过于滥用奖惩，结果就是向秦帝国一样二世而亡。因为奖励太滥，财政承担不起；而惩罚太严，人们就会选择干脆推翻既存制度。这就是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和奖惩相比，让人从心底里认同既存秩序，永远是成本更低的手段。所以继秦之后，汉代就开始推崇儒术，务求教化人心。21而奖惩的手段，则渐渐被儒生的外袍遮掩。

儒也好，法也好，王安石都想要。

他既要推广自己的全新儒家学说，又要用奖惩手段让天下走上正道，这个目标实在太高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国家权力远比前朝扩张的帝国才能支撑。

宋朝在制度上大体承袭唐朝，虽然更为有钱，但国家权力并没有强势地向民间扩张。恰恰相反，宋代朝廷掌握的人口数量要比唐代少得多22。而且宋代对人口迁徙也放得更开，废除了唐代的坊市制，允许商户在全城各地开店。整个国家的管制变得宽松，社会经济也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在这样一个国度，要突然实行一整套扩张国家权力、加强管制的政策组合，社会很难接纳，国家机器自己也很难胜任。强行推动，免不了伤筋动骨。23

从南宋至清末，主流观点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朱熹说“王安石以其学术之误, 败国殄民”，明末大儒王夫之更是直接斥他为“小人”、“妄人”，相比之下，司马光批评他“不晓事，又执拗“，已经是大大地客气了。24

种种说辞，都把锅都甩到一个死人身上，似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只是个人能力、品格的问题，仿佛换个人大宋朝就能改头换面得到新生了。这实在荒谬得紧。25

实际上，国家权力扩张是北宋中期的必然，王安石的学说受到天下人的推崇，本身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就是渴望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来指导建设更美好的世间。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压倒了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警惕。26

国家机器一开始还不熟悉新情况，但很快就发现新法能扩张自己的权力，而且国家本身的经济基础确实也能支持这种扩张，于是慢慢开始适应。好大喜功的宋徽宗甚至一改历任先皇的俭朴作风27，把新法接过来又添上种种花样，宰相蔡京更是提出“丰亨豫大”之说，于是铺张花钱、拼命铸钱成为常态，这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自然延续。最终结果就是财政失序、货币通胀，迎来亡国灾祸。28

也正是因此，在传统儒学话语中，“变法”被严重地污名化，似乎一切皆不可变，变就是大逆不道。实际上只有失败的才被称为“变法”，比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而类似明朝“一条鞭法”、清朝“摊丁入亩”这样的成功改革，就属于是“圣政”，不会和“变法”这两个脏字沾一点边。

一个时代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和当时国家权力变动的趋势有很强相关性。封建帝国时期，国家权力长期保持稳定，因而总体否定变法。到清末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推行改革，王安石便重新得到肯定。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之一梁启超后来专门写了本《王安石传》，为变法张目。几十年后的“评法批儒”，个中线索也大体类似。

“变”是社会的常态，法也需要与时俱进，这点毋庸讳言。只不过，若变法的基础只是某一个人的独门学说，整个变法只是一个人在那里“独行天道”，那风险就非常大。

 “得君行道”是很多读书人的志向，仿佛皇帝信赖我的学说、实践我的学说，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当事人很少设想，“我”当然是快乐了，可有多少人会因为“我”的思维局限、考量不周而身陷苦厄。

个人再雄才大略、思维再缜密，终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在AI面前，人类智力的种种局限更是充分彰显。有鉴于此，个体的学说必须经由众人充分审视、纠错，才能趋于完善。而这种审视与纠错的机制必须要超脱党争的你死我活才能成立，必须有某种超越立场的共识作为前提。如此，政策改革才能逐步为多数人所认可，而一旦有了这种认可，也就不用再多施加额外的奖惩了。

整个宋代思想史，其实就是在强调礼法的旧儒学解体的背景下，新生儒学流派互相竞争、淘汰并最后形成新共识的过程。

这个新共识究竟怎生模样、利弊如何，后面会有系列篇章逐步展开。此处且先说回本篇开头的韶州永通监。

因为反对变法，苏东坡被贬窜岭南，在绍圣元年（1094）路过这里。此时王安石离开朝廷已近二十年，去世也有八年。永通监仿佛在呼应这个大人物的离开，产量断崖式下降。29

年近六十的东坡见到这个结果，不由感慨：“此山出宝以自贼，地脉已断天应悭。”

王安石如同大宋这座矿山里的珍宝，他的学说问世之后却反而掏空了整个帝国。这大概是天意吝啬，在嘲弄人类的贪婪和虚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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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天道”，落到现实中，最重要的是理财。

这并非因为什么北宋朝廷“积贫积弱”，而是因为“先王之意”就是如此。

《洪范传》里抛开解释世界构成和人类认识世界方法的头两条不谈，第三条就开始讲治国理政的八大事项，而其中首要的两条叫“食”和“货”。一个社会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商品，经济足够发达，然后才谈得上长治久安。所以对王安石来说，如果皇帝能听从他的意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那在具体政务方面，经济理所当然是首要的变法目标。

钱穆在1938年出版的《国史大纲》里讲北宋很贫困，举的例子是“宋两税之数视唐七倍”，他认为北宋土地幅员不如唐，但收的税却翻了那么多倍，老百姓得被剥削成什么样啊，肯定是贫得不能再贫了。¹

但读过前篇《卖炭翁》故事的读者一定会知道，唐代税收少是因为通货紧缩，而宋代每年新铸的铜钱是中唐的十倍以上，相比之下两税仅多收七倍，收得还算少的。这种低农业税政策压根不能说明宋代穷，反过来倒是说明了宋代的富。

北宋朝廷并没有碰到什么大型经济危机，朝堂上大家担忧的只是开支上涨。

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前几年，国家财政需要供养2万多名宗室、官员和116.2万名士兵。宗室、官员的数量比半个世纪前增长了一倍，士兵数也增长了27%。本来一年的收入能够有16%盈余下来，但现在财政每年都要倒贴钱。2

宋代还不存在国债这种东西，财政赤字了只能从皇帝的小金库（“内藏库”）里掏钱来补。在1003-1061年间，从小金库直接给国家财政垫款的次数有50次之多。皇帝一开始还强调这些钱只是“借”给国家财政，久而久之发现还不上，干脆改成了直接拨付。3

小金库的收入来自于各地给皇帝上的贡物，说穿了也是老百姓给国家交的一种税，但在皇帝眼里，这毕竟是自家的私房钱，每年都要大出血总是不太高兴。

于是到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有了第一次改革的尝试，即范仲淹等领导的“庆历新政”。新政的重点是“节流”，范仲淹给宋仁宗的十条建议里面，首先提到的就是要淘汰无能官员、限制高官特权，后面还提到要恢复唐人的府兵制、减少公共工程的建设，直接针对的就是宋代财政开支中最大的两项：官员和军队。

对于“开源”，范仲淹并没有特别的设想，他的思路是只要让大家都安心种田养蚕，国家收入就会增多。他虽然主张增加教育开支、补贴下层官员、兴建水利设施，但那都是为了让大家安心种地而支出的小钱。4

庆历新政只推行一年多就凉了。无意再作更革的仁宗又做了二十年皇帝，之后并非他亲生的宋英宗即位。年纪轻轻的英宗想变法，但他首先得巩固自己这个过继来的皇位。体弱的他先是闷声观察了两年，然后花了半年多借助操作自己生父濮王的称呼问题终于建立起一些权威。但他还来不及再有大的举措，就于一年多后因病去世。

等到英宗长子神宗即位，他既没有仁宗变法失败的包袱，也没有英宗的合法性顾虑，他只缺一个肝胆相照的宰相，来重新改变这个国家。

这时候是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21岁。等着面圣的官员络绎不绝，到暮春四月，他实在忍不住了，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也就是特意安排他插队觐见，以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的说法和早年给仁宗上书时一样，他说皇帝首先要“择术”，要选择尧舜的“先王”之道，而不要去学唐太宗这样晚近的君主。5

宋神宗后来回忆这段时光，说认识王安石后，他得到了启蒙：“始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6这里的“道德”和我们现在的语义不同，参考《洪范传》，指的是天道和人君之德行。王安石教导神宗世界的规律，并教他怎么做皇帝，让他有醍醐灌顶的感慨。

王安石当然注重节流7，但更强调开源，他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也就是要彻底重塑宋代的财政汲取体制。这是他从先王之政中领会的天道。

范仲淹的新政说明单纯“节流”的做法行不通，因为所有既得利益者都是阻碍，很难克服。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想通过建设更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财政汲取能力，来克服这些阻碍，并同时增加收入。

对于如此大幅度的改革，神宗和王安石一开始都比较谨慎。相识的第一年，王安石的精力基本都花在授课上，他当时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经常给皇帝上课。神宗问他具体的政策措施，他却说先要让皇帝认同自己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不肯贸然给出政策建议。8

等到熙宁二年，神宗对王安石的信赖又深一层，于是任命他为副宰相（参知政事），并为他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用来草拟变法的详细规章。

从新机构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变法针对的是传统的财政主管部门“三司”，是围绕财政体制的一整套方案。

首批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叫作“青苗法”。该法允许农民以20%的利息每年从官府借两次贷款，用来购买农耕所必须的物资。即使有的农民不缺物资，但送上来的钱是不容易拒绝的。这就有点像信用卡的逻辑，鼓励你先刷后付，潜移默化中很多人就会多买多刷，透支消费。

青苗法的初衷是把老百姓从民间的高利贷中解救出来，让他们使用官方利息较低的贷款。但新法推行后很快背离了初衷，执行卖力的官员迅速升官，推动不积极的则连遭贬斥，即使是富弼、韩琦、欧阳修这样的元老重臣也无法幸免。地方上很快把这当成了考核指标，开始互相攀比。不仅利息从20%升到30%，还把原先的自由借贷变成强制摊派。在京师周边，甚至出现了强行鞭打农民强迫借钱的案例，有些百姓不得不砍伐自家赖以养蚕的桑树作为柴火卖钱，来还贷款。9

和“青苗法”同年推出的还有“均输法”，这条政策的实质是搞国营企业。当时各地每年要向朝廷上贡土特产，数额有严格规定，不能多也不能少。但王安石认为各地的物产每年丰歉不同，应该趁着丰收的时候低价扫货买进，等歉收的时候高价再卖出，这样就能赚取高额利润。为此，皇帝特意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出五百万贯钱、三百万石米，在经济发达的两淮、江浙和湖广地区率先试点。三年后推出的市易法也可以视作这个思路的延伸。10

此时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做官，他对“均输法”提出批评，认为国企的经营成本比民企高得多，在市场上竞争力不行，国家投出去的本钱很可能收不回来。如果任用真正懂经营的人，又得担心他中饱私囊，实际很难操作。11之后的实践也确实应验了他的话。12

第一波的两条新法推行都碰到很大阻力，消化了一年多，王安石才开始推第二波新法。新一波政策当中最主要的两条是“免役法”和“保甲法”，而它们彼此的用意却截然矛盾。

唐代以前，老百姓需要免费替国家服劳役，到唐中期推行两税法，把劳役和地租都并在两税之中征收，已经免除了老百姓的服役义务。宋代继承此法，并把老百姓划分为五等，规定日常的公共事务由一、二等的大户以及驻扎各地的厢军来承担，普通老百姓不需要服徭役。13

但这么搞了近100年，大户们单独承担繁重的徭役，到最后不少都家财散尽，许多人家不得不转农为商、甚至流为盗贼。14于是朝廷开始考虑新的办法。既然都是国家子民，怎么可以只有富人承担义务呢？基于这样的考虑，“免役法”要求，人们可以不服徭役，但是作为代价，必须得交钱。国家用这笔收上来的“免役钱”，再专门去雇佣人手服役。15

原本承担繁重任务的大户当然是解脱了，不用再看衙门的脸色，但小老百姓头上就平白增加了一项开支，很不满意。

更令人不满的是，交了这钱照理总可以太平无事了吧？可朝廷偏偏又给安排了新的事。

宋代的财政开支中，军费常年占据绝对大头，16裁军是变法的一大要点。几年之内，王安石把京师禁军从66万人裁到57万人，把各州的厢军从超过50万人裁到23万人。17

宋代的军队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国防军很不一样，它们有两个与现代军队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要承担大量的公共事务，比如巡查、建造等；另一方面则是吸收了大量失业青壮年劳动力。

宋太祖以养兵为“百代之利”，因为通过国家出钱，可以把因为社会环境变化而出现的多余劳动力限制起来，防止他们作乱，常保天下太平。18如今王安石裁掉几十万军队，这些人就变成了社会上的闲散力量，需要加以约束。

于是便有了“保甲法”。

该法的宗旨，是把以前国家出钱养兵维持治安的模式，改为民间自己出人出钱。具体来说，每五十户人家，每夜要选5个人出来巡逻防盗。这相当于每家十天就要轮到一次夜间巡逻任务，一年等于要服30多个晚上的劳役。而且如果巡逻区域内出现严重治安案件，还要把相关人员严惩治罪。19

老百姓交了免役钱，却摊上了30多天的额外徭役。

新法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还有许多，这里姑且不多展开。最重要的是，折腾了十几年，北宋的财政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恶化了。

在王安石变法的三年前，北宋国库一年收入铜钱6000余万贯20，而到变法的最后一年，岁入铜钱只剩下4848万贯。21

不仅国家财政告急，连金融市场也出现危机。所谓：

“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22

坐拥前所未有高产的韶州铜矿，北宋却发生了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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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宋人来说，这是蛮荒莽林，但对王安石而言，却是自幼熟悉之地。十岁那年，他父亲来此做官，他也跟着待了三年，到老仍念念不忘。¹

这里藏着很多野生铜矿。夜间路过的话，常常能发现山间高耸的岩壁上散射出金碧的光芒，地上也时不时能捡到掺杂着青色金属的石块。由于很多人来这里偷偷挖矿冶炼，附近常常发生火灾，境内的月华寺百年内烧毁了三次。2

此地名为韶州，来这淘金的人，到北宋中期已经不下十万。公元1050年，朝廷终于下令在这里建设专门的铸币机构“永通监”，大规模铸造铜钱。3这里的铜产量，巅峰的时候超过全国的95%。4

原本北宋一年岁铸的铜钱量基本在100万贯上下，但自从永通监设立之后，这个数值一路上涨，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仅该监一年就能铸造铜钱160万贯。5

在上篇卖炭翁的故事里曾经提到，唐帝国一辈子也没跳出通货紧缩，问题直到宋代才解决。

确实，宋代铸造出了足够多的铜钱。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永通监设立的那一年，王安石三十岁，已经拥有了不小的名气。他二十一岁中进士，按照老朋友曾巩的说法，“自重，不愿知于人”6，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自我吹嘘。即使有机会申请既有前途又清闲的官位，他也并不在意，一心要去地方上实践自己的理念。7

他越是不求名利，越是被大家看重。政敌兼朋友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安石“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天下人都认为他只要去中枢做官，太平盛世就将来到。8

历史书上通常讲王安石的变法，终极目的是富国强兵，但这其实是大大的误会，实在把他看得小了。

他在三十八岁时给仁宗皇帝写了一份《万言书》9，讲他自己的改革主张。全篇基本没提到强兵，提理财的也很少10，按篇幅算只有2.5%。剩下的部分全部是在讲求“先王之政”。

在王安石看来，宋代的内忧外患，根子上是由于不行先王之政。而之所以如此，症结在于没有通晓先王之意的人才。所以为政之道，首先是要教育这样的人才，培养他们的品德，然后把其中优秀的人选出来加以任用。

用现在的观点看，王安石其实是想推行一套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唐的儒生讲究“寻章摘句”，注重钻研字词的含义、礼法的细节。但是王安石认为这个方向完全错了。完全的复古没有前途，真正的改革要追寻先王的政治精神11，而非沉迷于文字的细节。

要追寻先王的政治精神，就得先讲明白这个精神是什么。王安石写了很多书来讲这个，其中保留最完整、也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篇《洪范传》。12

《洪范》是儒家经典《尚书》中的一篇，字面意思是“大法”。这篇文章里讲了九种治国的根本大法，也即儒生们津津乐道的“洪范九畴”。王安石对这九种大法的解释有详有略，其中展开最详的是第五种大法——“皇极”——也就是君王之道，相关内容占据了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

尽管身为臣子，但王安石对于应该怎么做皇帝却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比如他认为皇帝不能从众：

“苟曰好德，则虽茕独，必进宠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则虽高明，必罪废之而不畏也。……虐茕独而宽朋党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贱，最人君之大戒也。”（翻译见注释，下同）13

皇帝也不能只喊口号，而得让老百姓先富起来，然后再教化他们：

“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善。……为政于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徒教化不能使人善。”14

他甚至认为，皇帝的合法性并不是绝对的：

“君能顺天而效之，则民亦顺君而效之也。……及至后世，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难乎？”15

王安石在这里提及了“天”（天道），而这完全违背了儒家的传统。在儒学初创的时代，“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16，人与世界的本质这类话题，孔子是绝口不提的。

而王安石不仅要提，而且提得很激进。他认为人不仅可以认识天道，而且可以主导天道。只要志意精诚，就能“道万物而无所由，命万物而无所听”（超脱规律去引导万物、超脱命运而安排万物）。

“Yes，We Can.”17是很有蛊惑力的。对于经济发达、书籍和知识前所未有普及的北宋来说，王安石的高远理想比之前的任何学说都更能吸引人。陆游的爷爷陆佃曾经回顾早年邂逅王安石学说的情景：

“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18

王安石根本不用现身说法，只靠区区两篇文章，就让他彻底折服。

这种自信心的集体膨胀，在历史上常常出现。只要经济社会一旦有相当持续、快速的发展，大众传媒又加以推波助澜，结果就很难避免。19世纪的欧洲、11世纪的北宋，都是如此。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既然已经主宰了那么多，那就能主宰更多，甚至主宰一切。

就如19世纪的进步主义最后会遭遇两次世界大战，11世纪的北宋新儒学也将撞上历史的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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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种典型的文明样态——中心化文明和去中心化文明。

古代中国最发达的农耕区域连片相邻，包括华北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一旦帝国牢固掌握了这些土地，它就拥有了一个中心化的基盘，能够稳固支持向四周的每步扩张。整个中原帝国两千年的发展史，大体也就是从这个中心向四周辐射扩张不断深化发展的历史。“中国”（the central country）这个词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地理状况。

而罗马帝国的情况相反。从罗马出发无法直达帝国的任何一个大区——要么得跨越阿尔卑斯山，要么得横渡地中海。所以帝国的中心化基盘始终很小，他的对外扩张很不稳固，难以持久。在帝国还未解体的时候，就已经不得不实施“四帝共治”，到帝国解体后，去中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最后分解为数十个民族国家。

基于地理状态导致的文明样态不同，会带来观念上的进一步差异。

对于去中心化文明来说，要维持某种稳定秩序，就需要在松散的世俗帝国权力之外谋求一种更坚固的共识。在罗马帝国的实践中，这个共识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共识，慢慢发展健全了自己的权力机构——教会，并拥有了自己的中心化权威：教皇和主教。这就使得西方中世纪形成了世俗王权+宗教神权的双中心权力结构。世俗国王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教会，用来换取社会秩序的稳定。即使后来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甚至裂解为一个个王国，这种二元结构始终未变。

而与此同时，中心化文明则不太适应这种二元权力结构。从东汉末年黄巾军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到东晋的孙恩、卢循天师道造反，带有秘密会社性质的宗教反而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源泉。中原帝国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建立从属于中心化世俗权力的社会共识，于是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简而言之，为了维系自身文明的存续，去中心化的西欧文明选择在帝国权力之外谋求一种宗教共识，中心化的中原文明则选择建立和帝国权力一体化的国家意识形态。

这两条路各自有许多挑战。

在天主教笼罩下的中世纪欧洲，教权看似独立，但实际很难完全离开世俗力量单独存在。高阶教士大抵都由王公贵族充任，教会在农村设置教区，依靠专属教会的土地和税收来保障教会运作，教皇本身更是拥有独立的领土，相当于一个世俗国家。¹当教权越来越深入世俗生活、和世俗利益产生越来越深纠葛的时候，宗教就越来越难超出自身利益立场去充当一个公正的调处者，它作为社会共识的角色就会开始瓦解。

东方的儒家学说则面临另一种挑战。儒学诞生于去中心化程度很高的春秋战国时代，因此在很多地方和中心化帝国的需求格格不入，²所以帝国往往不得不夹杂着采用法家手腕。³当整片土地陷入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分裂时，帝国权威削弱，法家手腕也不总是行得通，佛教、道教又成为明显挤压儒学的新力量。

中心化文明想要建立的其实是一套国家意识形态，但早期的儒、法、道、佛都不是完全合适的学说。更重要的是，除了法家，剩余学说的解释权也并不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代，知识和文明的传承守护无法依靠走马灯式更迭的王朝，更多依赖的是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对经典著作的解释权，他们当然会基于家族和地方的立场诠释学问，这就本能地难以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容。

基督教挑战的激化和解决发生在15、16世纪宗教改革前后；而儒家为危机寻找解决方案的努力则集中发生在11-13世纪的两宋期间。这两个漫长的过程都直接触及现在的我们：宗教改革之后诞生的新教伦理直接导向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⁴，而宋人最后选择的程朱理学也至今仍深植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

宋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解决危机的良好条件。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到宋帝国于979年重新完成统一，频繁的战争已经瓦解了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和割据势力。要重新塑造中心化的社会共识，社会结构层面的阻碍已经抹平，剩下的难题只是说服天南海北的读书人。⁵

从北宋中期开始，到南宋灭亡为止，人们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试图寻找一种能够符合中心化帝国需要、又能得到知识阶层广泛接受的社会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选择了一些，抛弃了一些，也改造了一些。

接下来我想围绕11个人物，陆续用30篇左右的篇幅，细说这场前后绵延200年的思想竞赛。

¹ J·M·本内特、C·W·霍利斯特著《欧洲中世纪史》，第三章“中世纪早期的教会”、第七章“村庄、采邑和教区”。

² 早期儒家经典《论语》中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认为和国家法律相比，家族内部的亲缘伦理拥有更高的优先级。

³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宣帝的儿子元帝喜欢儒学，宣帝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里的“霸王道”一般理解指的就是法家手腕。完全任用法家有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所以后世通常是儒、法参用。

⁴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社会学经典，核心认为新教观念要求人们“尽天职”，所以比天主教更适合激励人去经商、创造，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对此虽然有很多批评，但综合来看这仍是目前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说。常有人质疑这套新教伦理无法解释东亚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此事余另有说，等宋代的故事全部完结后会有一个总结性的回应。

⁵ 不同于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人都能读能写，几乎所有人都能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在宋代，拥有一定识字和阅读水平，并能够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表达自身观点的人是少数，本文中将他们称为“读书人”或“知识阶层”。所有不识字的人当然就很难用书面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因而就很难深度参与读书人内部的对话。根据程民生《宋代民众文化水平研究》估算，北宋的识字率仅为8%左右。

但真的差很远吗？

安史之乱后，唐代改革税制，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推行两税法。这时候一匹绢的价格是4000钱。1绢是丝织品的通称，绡比较轻薄，可以视作普通的绢；绫则更为光滑精细，价格要高一些，这里姑且计作前者的两倍。

这样算下来，半匹红绡对应的是2000钱，一丈绫即四分之一匹绫，对应的也是2000钱，合计是4000钱。

那一车炭的价格是多少呢？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时候，西域高昌的文书显示，炭的均价是1.5文钱一斤。2卖炭翁的一车炭我们多算点，按1500斤算吧，折下来等于2250钱。

宫使拿价值4000钱的丝织品，换取2000钱出头的炭，怎么能算强买强卖呢？相反卖炭翁还赚了大便宜。干两天的活，拿四天的工资，简直人生赢家。

而这明显违背所有人的常识。

（一）

要解释这个奇怪的悖论，得先简单介绍当时社会转型的大背景。

从秦汉到唐代，所有王朝的赋税制度都以征收实物为主。尤其是三国以后，主流的做法叫“租调制”3，也就是向老百姓征收“租”和“调”两种税。“租”是按田亩征收粮食，“调”主要是按人头收取丝织品。

上述制度要成立，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农业人口得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并且长期绑定在同一片土地上，那样要收税的时候才能方便地找到他们。

但经过安史之乱后，这个前提被打破了。中原地区的居民为了避难，大量迁移到朝廷管控力度较弱的南方；依然留在中原的人们也因为持续的战乱而流离失所，从原本的大家族解体为一个个小家庭，在时代的浪涛中不得不自谋生计。

剧烈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租调制无法再实行。按照户口本压根找不到人，那还收什么税？

这时候有人想了个新办法，那就是“两税法”。

“两税法”的第一个特点是按地计税。也就是说，不管这块地的原主人是谁，不管户口本怎么写，征税的时候只看现在谁住在这里、谁在这里种地。这样一来，原来的人头税变成了土地税，即使人口再怎么流动，也不影响收税。4

与此同时，新法还必须解决人口流动带来的另一个麻烦，那就是生计变化。原来我家有农田、有桑树，当然可以既交粮、又交丝绸。但是我现在搬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里桑树茂盛，但是农田贫瘠，再按原来的标准交税可交不动。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两税法要求征税的时候统一把以前的实物税折换成货币税，老百姓只要向朝廷缴纳固定金额的铜钱就好。

一开始的时候，铜钱很不值钱。那时唐帝国仍处于战乱的余波之中，吐蕃年年入寇，长安每到秋天都要戒严，国内经济比较萧条，用钱的地方很少，一文钱的购买力很低，反而是农产品非常稀缺，价格昂贵5，所以一匹绢能卖到4000钱。对老百姓来说，不用再向朝廷缴纳昂贵的丝织品，只要交廉价的铜钱，再好不过。

但之后很快唐朝就和吐蕃会盟，又陆续平定了内部的各种藩镇叛乱，农业和商业都恢复起来。市场上的农产品多了之后，价格也就迅速回落。到白居易写《卖炭翁》的元和四年（809年），一匹绢的价格跌到了800钱，只有最初的两成。6

这给普通农民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原来我用一匹绢就能交的税钱，现在要生产五匹才能交上，就是三班倒也赶不出来啊？

考虑到现实的困难，朝廷想了个新办法，在征税的时候以一个官方价格收兑实物。7也就是说，朝廷允许老百姓按照这个官方兑付价格来直接缴纳丝绢，避免折算成钱造成的巨大压力。

根据研究，这个官方兑付价格在白居易写诗时约在2000钱/匹上下。8也就是说假如你额定的税钱原本是4000钱，按照时价得生产5匹绢，把它们卖出去才能交得上，但现在只需生产2.5匹绢直接交给官家，就能完成缴税任务。

这种算法，以阳光下的官方价格为准，我们暂且把它叫作“阳帐”。按照这本账，宫使们付给卖炭翁的丝绸要打个对折，相当于2000钱，这就和炭价差不多了。

在阳光下，卖炭翁他老人家当然没有赚便宜，可也没吃亏。9

（二）

然而在太阳照不见的地方，还有一本被无形之手操纵的“阴账”。在历史的阴面，丝绸并不只是单纯的商品那么简单。

在唐代前期的一百多年里，天下承平无事，常年丰收，农产品产量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唐代的金融采用“钱绢并行制”，丝绸和铜钱同时作为货币流通，而且丝绸的地位要重要得多。在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国库一年收入的铜钱是200万贯，而绢和布有2740万匹。10

用丝绸这种商品作为货币，好处很明显。它是天然的“去中心化”货币，每家每户都能生产，不需要像铜钱一样，由中央花力气统一勘探开采铜矿、然后再冶炼铸造。朝廷直接向百姓征收就行，货币发行成本很低。同时，由于天下丝绸生产量大体问题，丝绸货币的币值也长期保持稳定。11

而且丝绸是中亚甚至欧洲各国热销之物，当时拜占庭和阿拉伯虽然已经初步掌握了养蚕织丝的技术，但在品质、规模上仍无法与中国匹敌。大量丝绸作为军饷发放给唐代在西域的驻军12，用以和丝绸之路上的各国贸易，换来种种珍奇宝物和生活必需品。对于唐帝国来说，这简直是无本的买卖。

但经过安史之乱后，这笔生意做不下去了。西域驻军被调回中原镇压叛乱，原来的驻地被吐蕃、回纥等部相继夺取，丝路为之阻绝。与此同时由于前面讲过的人口大量流动，要稳定持续地征收丝绸，也变得很不容易。

时移势易，丝绸的供给无法满足全国性货币流通的需要，而贸易套利的优点也不复存在，这时候它使用上的弊端就开始凸显。

丝绸的货币价值归根结底仰赖于它的商品属性，所以无法进行过分的裁切。一匹绢的长度是四丈，通常来说，“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13，裁切到丈就是极限了，少数情况下才会裁切到尺。毕竟一尺宽的丝绸在实际生活中也很难派上用处。

如果按丈计算，一丈绢的价格，在卖炭翁的年代相当于200文钱，难以购买价格更低的小物件。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官方当然要求大家尽量保证丝绸尺寸足够宽大合规，但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民间流通的丝绸却往往有些粗制滥造、尺寸短缺。14为了确保自己收到质量合格的丝绸，还得把一匹匹的丝绸展开验看，实在麻烦得紧。

丝绸利于大宗、低频的交易，而不便于小额日常的买卖。在人口流动较少的初唐、盛唐时期这个缺点尚不突出，但到中唐以后问题就严重了起来。

要拯救大唐的金融，丝绸已经不行了，只能靠铜钱顶上。

可要命的是，铜钱一时半会儿还顶不上。

（三）

铸造铜钱太费劲了。

《旧唐书》里有记载，实行两税法的那一年，江淮地区的铸钱机构，每铸一文钱，要花费翻倍的成本。15铸币不但不能补充国用、促进金融，反而还要向国库吸血。16

随着中唐以后帝国实力日衰，已经无法维持这样大规模的持续亏损。到卖炭翁的年代，朝廷铸币规模一年只能维持在十万贯上下。就这水平，连盛唐时的一半都不到，根本不可能填上丝绸供需危机带来的通货缺口。17

货币本质上是索取商品的权利。一个社会的人口流动多了、贸易需求多了，需要的货币也就会多起来。如果实际流通的货币不够用，那就会出现“通货紧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物价下跌、经济规模萎缩。

这就是卖炭翁不得不面对的“阴账”。

当通货紧缩的时候，除了货币本身值钱，其他所有商品都变得不值钱。逐渐失去货币资格的丝绸，尽管供给日益增加，但价格却在不断下降，30年里跌了80%。

一匹绢只值800钱，可官方偏偏规定它值2000钱。这种强制规定，在官府看顾不到的民间市场上并不管用，只能在官威所及的卖炭翁身上显现最后的威力。

按照阴面的这本账，“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只不过相当于800钱，略等于炭价的三分之一。宫使们近乎于用三张十块钱，强行买走了一百块钱的东西。

看懂这本“阴账”，才能明白何以“阳账”上本出于善意的德政，到头来却变成苛刻的剥削。

唐廷何尝不想对百姓好一点？只是它真的没有能力，做不到。

法币不给力，去中心化货币使用场景有限，通货紧缩短期内无法摆脱。彻底解决危机得是200年后宋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