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都认为袁世凯是被儿子搞的假报纸蒙了，这才野心膨胀想当皇帝。但事实并非如此。民国四大报里的《大公报》、《益世报》都对帝制做了正面报道，后者甚至在袁倒台后还为其辩白。复辟某种程度上确实代表了相当大的民意。本书详述了其中的来龙去脉，提出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下面述其概略，与大家分享。
报纸在当时非常重要，就如同今日的网络，是舆论主阵地。辛亥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革命党利用了当时的舆论中心上海租界。租界拥有治外法权，这里的报纸生产了大量有利于革命党的谣言，影响了包括清廷在内的各方决策。所以严复说清帝国“被数百名新闻记者瓦解了”，还有人说“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就好像网络上传播的热帖很多都具有煽动性（所谓“引战”），当时革命党人主导的报纸也是如此。辛亥革命的实质是排满革命，共和只不过是排满的外衣。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导致大量对满人的无端迫害。由于非理性的冲动洋溢在民间，所以立足于理性妥协的共和体制并不能让人满意。
南方革命党人在订立约法时就不太打算妥协，想把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与袁世凯协商共和只是军事上打不过北洋军时采取的权宜之计，掌握权力才是真正目标。所以即使国民党内的稳健派如黄兴不愿贸然诉诸武装斗争，但也在孙中山的裹挟下不得不起兵讨袁，“二次革命”。民、袁之间遂再无妥协的余地。
《临时约法》确立的民初政体本身也有大问题。通常议会制中行政立法虽然分立，但权力都来源于民众。如果两者彻底丧失互信、无法各司其职，则重新交由民众投决，也即由总统“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但《约法》中的总统没有这项权力，因此行政、立法冲突时没有合法救济渠道，一旦妥协不成，体制就会崩溃。
民初的议会政治放大了中国古代的党争传统。以前党争还有皇帝制衡，但大总统的制约能力显然弱于君权神授的皇帝。党争剧烈之下，甚至有“名为共和、实为共乱”的说法。这使得袁世凯打败国民党之后放弃妥协共和拥有一定的正当性，并驱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彻底强化总统权力，极力削弱议会。
这条路再走下去就是帝制。当时英、德、日等强国都实行君主制，即使是共和制的美国人也认为中国更适合君主制。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曾为此亲自撰文。支持帝制的孔教会也拥有很大势力。既然国民党的“共和”搞不好，那重新回过头来搞复辟也未尝不可，这是包括袁世凯在内当时很多人的现实想法。
后人从结果论出发，都批评袁世凯看到的是“假民意”。这其实是把“民意”抽象化、神圣化的结果。在民国初年那个教育背景下，共和的概念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民意不论是否支持袁世凯称帝，大体都只是从众而已，绝非影响成败的根本。
袁世凯不是因为丧失民意而败，也不是败于革命党人讨伐，真正的败因是他旗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不肯应命。北洋系里官位不太高的官员热衷促成帝制以便升官，但对冯、段来说，共和制下他们都有望继任总统，而帝制复辟之后他们永远只有称臣的份。选择站哪一边很清楚。强大势力的崩溃往往始于内部。
宋代理学兴盛之后统治中国700多年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已经刻印在文化的底层逻辑中，而共和观念与此显然背道而驰。在民国初年无论支持共和、或反对共和，大多都是在借此之名，行封建王朝惯有的“打倒你，我来干”之实。称帝与反帝都谈不上有多强的正当性，更像是当时多变民意的不同侧面。